同时，克隆人技术不成熟，有意制造很可能有缺陷的人是对人的生命权的侵犯。

在徐昕选择用来说明私人救济之合理性的个案中，那位民间收债人帮助实现债权的动机尽管一开始是出于朋友义气，但很快发展为一种商业需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类的哲学也出现在中国主体性哲学研究者的笔下，高清海在1990年代后期的作品中，运用类的哲学的思想反思个体本位的学说，从人类历史的角度，将类属性或类存在的实现界定为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社会发展的第三大形态。

有关三人社会理论的构想，为新的权利理论提供了启示，即只有在共同生活中，权利才能获得坚实的基础。贺海仁明确意识到，权利的主体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有着自我选择和尊严的人，对这个人来说，权利是属于他的，他可以自由决定和行使自己的权利。在张恒山的良知论中，蕴含着人的社会性的基础，蕴含着法律规则产生的基础。实际上，无论是法权概念，还是社会权力的概念，都表明个体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冲突。一旦权利成为现实中的个体诉求，苏力笔下的秋菊就同传统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

[19]参见郭道晖：《论权利推定》，《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在这一时期的权利理论研究者看来，传统权利理论仅仅注意到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而忽视了权力问题。所不同的是，与法治具有的他律性相比，诚信更强调自律。

不承认任何私法，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而不属于私法范围。但就现阶段而言，立法条件尚不成熟。在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地方法规中，涉及政府诚信的条款也相对较少。法治政府内在包含着政府诚信的要求。

毋庸讳言，政府本身的违法失信行为正在成为政府法治建设的主要阻力之一。在推崇政府法治的同时，不可忽视政府诚信立法对限制和规范行政机关行政权的补充作用。

在我国台湾地区，亦将诚实信用原则明确规定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并采用了原则性和目的性相结合的立法方法。诚信政府必然要求政府依法行政，不能越权行使职权、违反承诺等。还有，各地人大也应当积极制定和出台政府信用法等相关地方法规，[23]对政府的诚信要求进行细化，为地方政府及其部门的行政权力运行提供具有操作性的规范指引。政府诚信水平的高低与政府工作人员的勤勉程度及其绩效水平应该存在正相关的关系。

《西安市行政程序规定》第94条规定：行政机关签订和履行行政合同，应当严格遵行诚实信用原则、信赖保护原则。诚信原则要求行政立法应当稳妥推进，明确、公开、透明，不能一味追求超前立法或与国际接轨，脱离现有社会的基本道德底限等。否则，将承担失信责任。[8]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曾说过，法律只有被信仰，才能被有效执行。

2.参考指标分析 1）依法 政府依法行政是事关政府诚信与否的根本。法治政府工程建设的过程，也应是构建政府诚信，使政府取信于民的过程。

而其他法律中更是鲜有提及。4）勤勉 行政效率就是行政产出与投入的比例。

向平：《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地方政府诚信缺失及原因分析》，载《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6期等等。而相较之下，直接适用说更强调诚信原则本身固有的独特属性。然而，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因涉及到对公权力的规范和约束，道德的非强制性不足以遏制频发的政府失信行为，政府诚信建设仅仅依靠道德训诫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借助法律的强制力量，实现政府诚信这一道德要求的法律化。现代行政立法不可能穷尽社会生活的各种情形，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被滥用的可能，应当对其加以限制。另外，由于《行政许可法》确立的信赖保护原则主要局限于行政许可的范围，其适用范围过于狭窄，在诸如发布政策、签订契约、做出承诺、提供指导或信息咨询等广泛众多的行政管理领域和场合，信赖保护原则还没有被很好地确认和适用，不利于政府公信力在民众心目中的确立。刘一：《政府诚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中共中央党校2014级硕士论文。

前者认为诚信原则本来就是公私法同有的原则，只是私法最先发现而已。而诚信政府建设更强调从内在核心价值建构出发，促使政府诚信履行职责。

[20]参见潘荣伟：《政府诚信——行政法诚信原则》，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3期。[14]有关政府诚信评价指标的研究，参见杨秋菊：《政府诚信评价：基于国际组织比较的视角》，载《行政论坛》2015年第5期。

[19]支持性意见参见应松年：《比较行政程序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此外，《行政许可法》5条、第30条、第46条，《行政处罚法》4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4条、《治安管理处罚法》5条、《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3条、《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适用规定》第3条等也有涉及。当前社会转型时期，个别基层政府的法治建设仅仅停留在会议、口号等外在形式上，严重忽视了政府诚信建设和自身公信力的塑造，造成个别情境下有法治无诚信的悖论性现象。[18]在韩国，其1996年《行政程序法》第4条明确规定了政府诚信原则，即行政机关执行职务时，应本于诚实信用为之。从规定方式看，主要有三种：一是直接规定为（行政行为）应当依照法定权限、程序、条件和程序。

当然，为了更好聚焦本文研究的问题，相应的概念及分析范围的界定仍是必要的。一旦政府无诚信，法治政府建设将失去意义。

代表人物如德国学者K. H. Schm itt等。邓海娟：《政府诚信与信赖利益保护》，载《行政与法》2005年第1期。

[5] 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是法治政府建设本身不完善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近些年来片面追求量化法治而严重忽视政府诚信建设有关。鉴于我国在行政立法的技术上一向以灵活性、针对性见长，可以制定体现政府诚信的单行法律规范，或者在出台某些规范性文件，将诚信原则纳入基本原则和具体条款设计中。

徐光超：《地方政府政务诚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完善》，载《河南农业》2013年第20期等等。[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3页。即使个别法律法规中涉及这些方面的规定，但多只是原则性规定，实际操作性较差。[16]虽然现行部分法律法律法规的规定涉及到了政府诚信的某些核心指标和相关因子，但总体而言，目前我国政府诚信立法程度较低，相关立法工作严重滞后，我国政府诚信建设正处于一种缺乏法律和制度的有效约束的尴尬境地。

法治政府工程建设需要诚信的价值指引。诚信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的缔约、履行过程中诚实守信践诺。

皮纯协：《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24]由于我国没有统一的行政法典，行政程序法上对诚信原则的确认对于今后行政立法将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因此，未来应当尽快制定颁布《行政程序法》，并利用这一历史机遇，将诚信原则确立为基本原则。

在法国，政府诚信是通过限制行政行为的废止、撤销或者溯及力、保护公民既得利益原则等方式表现出来。而后者主张诚信原则是人类的基本美德，属于正当的事，应当得到公法和私法的共同承认和维护。